“剔”出我的世界

文 / 刘礼宾

宋建树时下创作状态的获得始于对“卡通一代”定位的拒绝，在本科毕业的时候，他拒绝了那种仿佛可以带来希望的艺术风格。其实从这时起，宋建树就选择了对“可读性”作品的排斥，对“可感性”作品的青睐。前一种风格对“意义”过于明确的追寻，使他感觉距离生命越来越远，而后一种风格的“不可言说性”使他感觉更接近于生命的真实。

宋建树的感知是敏锐的。“卡通”艺术和“意义”充盈的一元化世界有着同构的关系，而这个一元化世界是建立在无视个体，集体认同上的。“卡通”艺术尽管常常扬起“年龄”的大旗，从而企图赋予自己“个性”的特征，但它追求“可读性”的初衷，往往使其事与愿违，滑入文革宣传画的逻辑窠臼之中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自觉到生命价值的个体往往选择“可感性”艺术。这几年，这类年轻艺术家越来越多，王光乐、杨心广的先前创作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。时下宋建树的创作也露出这样的端倪，其艺术创作和前两者又有所不同。

当诸多艺术家面对概念化的“物”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思维抽象化。好的艺术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途经各不相同。其实只有不停地把面对的问题具体化，才能把自己细致化。宋建树突破空泛思“物”的方法是发现具体的材料，并基于其特性进行改造。改造的方法是“剔”——也就是“雕塑”一词中的“雕”。不同于“塑”的附加，“雕”是去除附加的伪饰，从而使材料特性鲜活起来，也可以称为激活。

“激活”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和取舍，前提是艺术家对“我”的发现，进而实现“我”对材料特性的处理，在宋建树那里被称为“剔”。这样，流动的时空之中“我”与材料特性的具体关系得以明确，“我”与“世界”的遭遇也通过作品一一呈现了出来。

2009年，偶然野猪出没的家乡给宋建树以惊恐，这就营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情景。在这个情景中，原本遥远的生命之忧突然近在咫尺，这时候宋建树把竹子削成了攻击武器。在这样的情景中，这样的材料处理无疑是“最准确”的。其实“准确”的基础在于宋建树对自己当时处境的警觉。他发现了自己身体受到的直接危险，也就是发现了一个不同的“我”。对于这个“我”来讲，竹子的材料特性较以往不同——攻击性，再也不是平常的建筑材料、盛水工具。

现在看来，对“准确”的强调其实是建立在偶然事件之上的，那么这样的“偶然”如何成为了宋建树的创作起点了呢？这个“偶然”背后又有怎样的“必然”？其实宋建树是“偶然”发现了“我”和“竹子”特定材料之间的新的关联，这种关联的新颖性启发他开始思考他和他的周遭世界的新的关系。于是，他有了一双新的看世界的眼睛，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感知事物的内心。

在此之后，宋建树创作了两件以木材为具体材料的作品——《最后》、《嘿！宝贝》。这两件作品看似都用了“剔”的方法，在我看来却有实质的不同。在前者，宋建树把一棵槐树的上半部分削尖、抛光，并隐喻自我成长历程；在后者，宋建树把废弃红木的“芯”掏了出来，将它的外壳焦炭化。两者不同之处在于，前者更多是宋建树的个人经历的视觉化，后者则更多是他对对象材料特性的彰显。前者更倾向于表现，后者更倾向于呈现。相对来讲，后者更契合他对“关系”处理的出发点，即对具体材料特性的彰显。

同样使用“剔”方法创作的《无题》则以否定的的方式达到《嘿！宝贝》肯定的效果。如果说《嘿！宝贝》直接呈现了这段红木原有的特性（木芯从里面和其它部分脱离），那么《无题》则是在对槐树表层的几何化处理中，通过对槐树的有机化表面的否定（生物表面没有几何型的），直接把槐树的生命特征与木材的无生命特征集中在了一起。

等到《越薄越尽兴》的时候，宋建树又把上述的“集中”变成了“并置”。他把一块厚约10mm的铝板的一部分进行锻打，直到这部分钢板薄得不能再薄为止。铝板应有的样子是什么？当这两种表象并置在一个表面上的时候，常识所遇到的挑战使我们可能又回观自身，这可能正是宋建树所想得到的。在他近乎肆虐的锻打过程中，他可能正在重复的是他所经历过的磨难。宋建树想要我们去面对怎样的磨难？去感知！而非去解释。

同样，在作品《淡出》中，宋建树还是在处理“我”的存在的问题。一个被揉搓成形的纸，经过立体雕塑机的转印，作为个性的折痕被批量复制。现代主义叙事模式中，个性最大的挑战来自异化，就是取消你的个性。而宋建树告诉大家，在复制流行的时下，个性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你的个性被复制。这不得不让我想起黄纪苏前段时间讲的一个段子：当大家都躲在酒吧，天天陈述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感觉时，3、4年后却发现，你的不同也是别人的不同，大家都差不多。

我一直在找寻艺术家艺术语言、创作方法、和面对世界的方式三者之间的同构性。在我看来，这三者的同构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标志之一。宋建树在对具体材料的关注中，形成了特有的作品语言，“剔”成为它主要的创作手法，而最终他是想把他面对世界的方式告诉大家。